树仁创校师生对谈会:黄志涵 余淑华 吴少华
(本文章只提供中文版)
对谈者简介:
黄志涵先生: 1971-1974年间在树仁书院任职,为树仁首任注册主任及社会系讲师。
余淑华女士: 1971年入读树仁,社工系首届毕业生,1979年出任树仁首任学生事务主任,1980-1993年出任助理注册主任。
吴少华女士: 1971年入读树仁,社工系首届毕业生,1980年重回母校,接替余淑华出任第二任学生事务主任。
编者按: 2015月11月2日,已移居加拿大的黄志涵先生、余淑华女士和现居香港的吴少华女士,到树仁探望胡鸿烈校监和前教务长许赐成先生。3人之后应邀出席《树仁简讯》举办的对谈会,畅谈1971年树仁创校初期的情况,以及学生事务主任一职的「诞生」和早期工作。对谈会由《树仁简讯》总编辑张仲华主持,历时约35分钟。为控制篇幅,编者对对谈内容做了删节。
文字记录:谢天恩先生
主持:首先请黄志涵先说一下,钟期荣校长在1971年初跟胡校监打算创办一所专上院校,之后找你来帮忙。钟校长是怎样找你的?当时校监、校长的想法又是怎样?
黄志涵:当时我跟钟校长在浸会已共事一年,之后钟校长就离开了[编者按:1971年4月]。我当时仍在浸会工作,她来跟我说,她想创办一所大专学院,理由就是因为她看到很多学生没有合适的地方继续读书。她问我愿不愿意跟她一起到一家新创的院校教书,那年暑假我就一直跟她在商讨。
当时校长的说法很有趣,她说:离开浸会以后,我是想开一所院校,可以继续从事教育工作。我初时想,她应会办一家幼稚园,因为幼稚园学生多是天真可爱!(笑) 但后来她所有朋友、同事都跟她说:「你不要开幼稚园,应要开大专!」他们觉得校长只开幼稚园很大材小用,所以她就开始筹办树仁书院。
主持:黄先生,我之前看过一些文章,说到胡校监一直支持校长办一所大专,其实你跟校长共事的时候,她有没有说过谁影响她最深?
黄志涵:我想他们两人是分不开的,就是校长、校监两人都是在坚持同一个理念,就是为香港创造一个大专教育的环境。他们俩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,虽然我们会见到校长、校监两人常有争吵、发脾气等情况。(笑)但其实他们的心都是合一的,没法分开的。我在树仁年代,和校长的接触很多,每天也有10多个小时相见;但跟校监的接触就比较少,校监律师行的事务很忙。但他仍然时常回树仁,也会问一下注册处和学生的事。就只有这些机会,我才能跟校监有接触。
主持:黄先生,你曾在《树仁简讯》提及,是校长邀请你加入树仁。当时她的精神面貌是怎样的?
黄志涵:她很有信心。虽然初时其他人都认为她不行,但她仍然很有信心。她随即就组织一个「很有名望」的校董会。为什么说「很有名望」呢?因为校董会的成员都是社会贤达,如新闻界的胡仙、会计界的陈普芬等等。校长从头到尾都很有信心。我决定跟她开始在树仁工作,才回浸会辞职。当时我觉得在一所新的大专院校工作,会比在浸会来得要好,因为一切都全新开始。
主持:请余小姐说一下,你是第一届学生,你觉得树仁当年是一所怎样的院校?而校长的精神状态又是怎样呢?
余淑华:我当时中学刚毕业,对树仁的感觉只是觉得它是一所新的大专院校。为什么我会入树仁呢?我印象中是看到报纸说这所院校招生,而因为树仁有开办社工系。当时我也报读了其他院校,但是社工系比较吸引我。我起初很有兴趣当记者,也想报读新闻系,但后来不知怎的,报读了社工系。我听说钟校长在社会科学、社工方面非常知名。其实我当时坐巴士去到成和道,才知是到一座洋楼报名。这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,但记忆犹新。我初来报到,不知谁是校长。大家知道钟校长是一个很传统的人,一直都穿长衫;但我那时什么也不知道,也不期望会见到校长,只知道可以读大专就好了。后来才知道她是校长,她很「得意」,因为她长得很矮小。
其实在读书过程中有很多趣事,像黄先生所说,她是一个很传统的人。我们当时是「大学生」,但她也会在门外等我们上学,看我们有没有迟到。我们回校要签到的。我想,虽然1971年的社会风气不像今天的开放,而且也已经是「大学生」,理应不会像中学一样严谨。我们当年迟到要罚站的!(笑)所以这也是我们同学聚会时,津津乐道的笑话,看看谁曾被校长罚站过。因为那时只有一个门口。
黄志涵:或许可以补充一下,你刚才说到想加入社工系。其实当年校长是兼任社工及社会系的系主任的。校长当年在社工界已经很有地位,很出名。很多人都像你一样,都是慕名而来的。(笑)
余淑华:对。所以我们能当她的学生,是很幸福的。她很疼惜我们。……又好像黄先生说的,她是我们社工系的系主任,她不断帮我们争取实习职位,尤其是当时树仁只成立了不足3年,我们在三年级时就要实习,要分流,能够找到实习机构,以树仁与当时的条件来说,是不容易的。
主持:吴小姐,你也是社工系第一届毕业生,为什么你会选择树仁呢?你加入这所院校后的感受又如何?
吴少华:当年我会考后,很想读书,却没机会入读大学和其他院校,树仁是一所新成立的大专,而且在港岛,当时我也住在港岛,所以我觉得可到这新校看看。那时我到了跑马地,见到楼高三层的洋房,只有黄主任跟另一位职员在校,他们立即安排我面试。我觉得当时是很有要求的,但给了我一个读书的希望。他们当时说:「只要你有心读书,我就会收你。」校长也曾对我们说:「我不管你们成绩怎样,只要你有心机读书,我就教你,不能在这玩!」我觉得这很认真。
当时不知道谁是校长。直到开学,校长训话时,才知道「钟期荣校长」原来是一位女校长!但真的似吗?她体型真的很纤小,但她讲话的语气,行为举止都像校长。她讲话时的口音,我们那时不太会听,但她很严肃,所以我们有时候听不到内容,但也知道她想表达什么。她的决心与她要我们认真读书的要求,我们也会很清晰地接收得到。这是我初到树仁时最深刻的印象。
主持:黄先生,早期建立注册处的制度,你觉得有什么困难?
黄志涵:困难是学生流动性很大,像社工系、社会系开课时,各有60多人,但到学期末时,只剩下30多人,其实各系都有类似问题。就是说学生初加入时,都不是太肯定会修毕学科,在修读中途到了外国也大有人在。但其实开学不久后,同学都对树仁的课程有信心。第一,因为树仁的讲师很年轻,带来很多新知识。以我为例,我当时也是社会系的讲师,我会用当时较新的资料作讲义。
注册处建立了一个很严厉的「不准作弊」的风气。那个时代,不少大专院校流行着一种作弊风气。但是我在注册处时就定明,绝对不容许任何人作弊。所以每一次考试时,除了老师要去监考外,注册处所有人员也要去监考。有一次新闻系考试,真的有人作弊,我就亲自抓着,他再也不能考试,就将他的试卷零分处分。所以两、三年以后,树仁的学生可以保持一个诚实的态度,不懂就不懂,懂就回答。就是没有人再敢作弊。我想这对创校早期建立严格校风是很有用的。
主持:当时钟校长、胡校监,甚至你本人,对学生流失会不会有点诧异或失望?
黄志涵:其实没有失望或诧异,这很正常的。你在浸会,甚至崇基、新亚等,也是这样。很多学生当时视大专是一个跳版,很多学生很喜欢去美国。所以读了一个学期,取到成绩后就会离开。我不会觉得失望或诧异,因为要去的就要去,留在这里的,就自然会留下。虽然学生少了,但其实也没有太大影响。但说实在的,学生少了,士气真的会有打击。(苦笑)
主持:树仁从第一年跨入第二年,你的工作有什么挑战?
黄志涵:第二年就没有很大困难,唯一困难就是教室不足。所以每年我编全校时间表时,就很困难了。第二年有许主任[许赐成]加入,所以自第二年起,我跟他一起工作,他对校务处带来很大帮助。
主持:其实校监、校长何时意识到教室不足,要物色新校舍?
黄志涵:我想他们在首年开学后不久,已考虑到这个问题。
主持:两位当年树仁的学生,第一、二年的学生生活,有什么特别的感受?
吴少华:我想因为学生人数少,所以我们都认识所有学生。就算我跟黄主任几人,相隔了40多年,还有保持关系。虽然当时我们还是学生,而黄主任是注册主任,但我们的关系真的好得不得了,就算校长也是,每个学生也认识的。这是学校规模小的好处,就是大家不分彼此。
黄志涵:创校首两年,注册处只有数人,但也能够做到任何一个学生在教务处柜台出现时,我们已可以说到「你是吴少华,社工系,学生编号是712063。」(各人大笑)就是连学生编号也能背出来,所以学生对注册处很有信心。当然注册处的同事在开首几年也很用心去记,但之后也记不下了!
余淑华:这就是小规模学校的好处,因为其他大学多只能认识到学系内的人。但树仁整天说自己是「树仁大家庭」,这是确实的。好像我们第一届,其实我们几个学系,如新闻、社工、工商管理等几个学系的人,我们都全认识的,直到现在也有联络。新闻系当年学生人数很少,他们时常跑来找我们去玩。跑马地时代的树仁,是很特别的。……我很记得当年有一位阮雁明博士,我到现在最记得他的一句话,我也是这样跟我的小孩说的,就是:「University,任你玩4年!」(笑)……刚才有人说到有同学流失,其实是有些同学到美国、加拿大等地升学。好像我最近在加拿大碰到老同学,他虽然只读了一年树仁,但他对树仁仍是念念不忘。那一年树仁生活给他一个踏脚石,让他到外国升学。
主持:你是第一任学生事务主任,为何学校要成立学生事务处?学生事务处的工作又是什么?
余淑华:我回树仁工作,其实是校长邀请的。我读社工,毕业后加入了小童群益会,处理学校方面的工作。我想校长找我回来工作,其实是看中我跟在学学生没有距离这一优点。因为年纪相近,所以能够理解同学的需要。那时因为学生人数增长,需要各方面的支援服务,包括他们的活动或学习需要,所以就要设立学生事务处。那时我们已从原来入学时的6个学系,增加到10个学系,分设日、夜两组。……当时有一些奖助学金的申请,加上还有政府贷款,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。在学术、修选科目之外,还要处理其他「学生生活」的事务,所以校长认为有需要成立学生事务处。……
主持:我想今天时间差不多,谢谢三位。
2015年12月1日|资料来源:树仁简讯